宋代民间信仰的历史学研究思路

　　关于传统中国民间宗教信仰的研究，尽管出于自尊，我们不太愿意说，我们的研究是受外人影响而来的，但是，真正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研究，确实可能是和西洋和东洋人的刺激有关，比如，1892年以后陆续出版的荷兰人格罗特之《中国宗教系统》六大册，1914年后陆续出版的法国人亨利道勒之《中国迷信研究》十大册，以及那个时代逐渐“进口”的西洋民俗学、神话学、人类学等等方法，确实刺激了中国学者反身回看自己的民间宗教信仰。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，在江绍原的《发须爪：关于他们的迷信》、许地山的《扶箕迷信的研究》、郑振铎《汤祷篇》中，都能够看到东洋和西洋的关注领域、研究方法和分析理论的痕迹。证据很简单，在周作人给《发须爪》（1928年出版）作的序文中就说到，他早年就在东京书店里买过《习俗与神话》（CustomandMyth）和《神话仪式与宗教》（MythRitualandReligion），“略知道人类学派的神话解释”，而江绍原本人也在《发须爪》的附录和序文中，提到过泰勒（他译作泰洛）的《原始文化》、弗雷泽（他译作弗莱则）的《金枝》，和1923年才出版的霍布金斯的《宗教的起源和发展》。

　　中国学术界对于本国民间宗教信仰有“产权”也有“特色”的研究，主要表现在历史领域，虽然受到这些来自西洋东洋的理论、方法以及成果的影响，但是，由于中国学者向来有历史嗜好，也对汉文文献的收集和解读有得天独厚的优势，对于民间宗教信仰的历史研究很快就有了新进展。从资料上说，这受惠于大内档案的发现（这直接影响和促进了明清民间宗教的研究）和民间各种印刷品如宝卷、善书、唱本等等的收集，从思路上说，这是与历代农民起义中有关宗教信仰之资料的重视等相关。不过，现在回头看，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大多集中在明清，明清的资料多，线头杂，而且与当下关怀中的民间宗教、帮会、信仰（统统可以叫做“迷信活动”）相关联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也在这里有用武之地（以至于现在的历史学界也生出一支生机勃勃的历史人类学）。然而，宋代的民间宗教信仰，却一直研究不是很多，也不算很深，一来是因为文献不集中（多分散在政书、文集、史传、笔记以及佛道二藏），二来是因为很难找到好的切入角度（与农民起义之关系虽然不是一个绝好的分析基点，但也不失为一个历史观察的角度；宋代食菜事魔与外来信仰的关系虽然也是一个好角度，但更多地涉及文化交流史，而不是民间宗教信仰史），因此，零星的考索和论述虽然不少，但整体的立场、思路和方法，却没有太多变化。

　　无论在汉晋、唐宋还是明清，除了农民起义之外，对于民间信仰，我们常常习惯在四个领域中讨论，一是民间教派的历史叙述，诸如太平道、摩尼教、白莲教、天地会等等，二是各种信仰活动的批判性研究，诸如扶乩、风水、咒术等等，三是各种神灵的崇拜，比如城隍、土地、妈祖等等的来龙去脉，四是作为民间风俗的岁时节令活动，以及各种祭祀活动等等。但是，近来国际学界的情况似乎有些变化，皮庆生在《宋代民间神祠研究》中提到，宋代民间宗教信仰研究的重心已经转移，新的变化显然与研究视野的拓宽有关。首先，是把这些看似局部和零星的民间宗教信仰活动，与当时的国家、社会、交通、商业和地域问题联系起来考察，其次，是对这些民间宗教信仰放在比如时代变革、士绅与地方社会、华夷观念与儒家文明等等大背景下考察，再次，是把这些民间的宗教信仰活动，与合法宗教如佛教道教的互相影响和渗透等问题联系在一起讨论。可以看到的是，对于民间宗教信仰的论述因素在逐渐扩大，因此，看似散乱的文献资料，在这一新的聚光灯之下，即被放置在较大的社会史和政治史视野中，也逐渐呈现出较大的思想史和文化史意义来。